二、自由与安全：美国政策内在的分裂

　　美国超强和领先的全球监控能力亦面临种种持续和内在的冲突与挑战，让美国政府在执行安全政策上左右为难，“棱镜门”后不得不左支右绌地面对。

　　首先，美国“棱镜门”及其全球监听系统的曝光对奥巴马总统形象与美国与其盟友关系构成了重大打击。布什政府在2007年关闭了其无证窃听计划，又以一项新的法律--《保护美国法案》允许窃听在调整中继续;国家安全局通常必须向在华盛顿的秘密法庭解释其技术和目标，但不需要个人授权。当美国国会批准该方案时，当时正在参与总统竞选中的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奥巴马投票反对了它。“(布什)政府在我们珍惜的自由和为我们提供的安全之间提供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奥巴马在投票前两天的一次讲话中说，“我将为我们的情报和执法机构提供他们需要的工具来跟踪和捉拿恐怖分子，而不破坏我们的宪法及我们的自由。”然而，奥巴马2009年一上台随即改变对监听的态度。奥巴马说，美国人就安全而言确实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实际上，始于小布什时期的“棱镜”计划，不仅被奥巴马政府全盘接收并扩大，而且更没有哪位在奥巴马之前的美国总统如此系统地展开追踪与窃听。

　　“棱镜门”曝光后，2013年6月17日，CNN公布的民调显示，奥巴马支持率为45%，较5月大跌8个百分点;不满意率为54%，较5月上升9个点，创下2011年11月以来的新低。美国监听德国总理默克尔手机一事更让奥巴马颜面扫地。奥巴马与默克尔通话时装傻表示，自己对监听一事并不知情。但美国国安局一位高级官员却透露，奥巴马2010年就被告知监听了默克尔，他“不仅没有阻止，还下令延续这个项目”。与奥巴马的个人信誉和道德姿态一起下降的是美国的软实力。随着“棱镜门”持续发酵，越来越多的原本为美国盟友国家的德国、意大利、法国、墨西哥以及巴西等国均加入到抨击和谴责美国大规模监听活动的行列。对此，法新社(AFP)如此评论道，随着斯诺登披露的内容一滴滴流出，汇成了白宫的大麻烦。令奥巴马所谓“拯救了布什时期锈迹斑斑的海外关系”的说法落空，曾被大西洋两岸欢呼为一位英雄的奥巴马正被证明，他和布什没有太大不同。

　　其次，美国面临自由理念与安全的分裂。NSA前承包商雇员斯诺登泄露的一份内部审查报告显示，国安局曾在一年时间内违反规则达2776次。对此，白宫频频将“反恐”作为说辞和“脱罪”借口。奥巴马则反复辩解说：“你不能在拥有100%安全的情况下，同时拥有100%隐私和100%便利。”实际上，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曾对安全与自由间平衡有着经典论述：“任何牺牲基本自由以换取短暂安全的人，最后既得不到安全也得不到自由。”更重要的是，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四条规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据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详细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状。”在1967年的卡兹诉美国案(Katz v.United States)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其保护也需同样延伸到个人隐私上。此标杆性判例，使隐私位于第四修正案的核心。

　　正是如此，美联社民调显示，近60%的美国人表示反对国安局收集他们的电话和互联网的数据使用。另外，《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联合民调也显示，74%的受访者认为国安局的间谍行为侵扰了他们的隐私权利。这表明美国民众由先前同意“安全压倒自由”正逐步转向“隐私优先于安全”。

　　最后，是能力与现实的分裂。美国NSA局长、美军网络司令部司令基思?亚历山大2013年6月18日在国会作证时称，过去数年来，这两个电话及互联网监控项目和其他情报一道，曾协助挫败超过50起恐怖阴谋。但“棱镜”在去年早些时候并没能成功阻止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的发生，而且也没有这样的系统能够胜任如此任务。因为除非在“美国每一个家庭、商店和办公室的每个房间都能按我们需要装上摄像头和监听设备。更不用说，美国现在所有的公共场所都已安装了。或许这样，我们可能会看到波士顿爆炸案中的主犯用炸药包装他们的压力装置。”美国加州一个律师不无讽刺地如此评论道。总之，无论美国技术多高，监控能力多强，想实现绝对安全、绝对控制都是不可能的事。

　　美国截获的信息量可以用海量来形容。2002年，时任NSA局长的麦克尔?海顿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称，上世纪90年代国际通话量从每年380亿分钟增加到超过1000亿分钟。到2002年，国际通话将超过1800亿分钟。为提高信息的功效，美国国会2004年以建立一个“信息分享环境”进行了一次情报改革。然而，更多的情报分享则意味着更多的人获得了接触机密信息的权限。“9?11事件”和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产生了巨量安全机密信息，需要更多的人来处理。情报改革成功促进了情报的完整和分享，但却无法保证管理好接触如此大量情报人员的保密问题。美国国安局搜集的几十亿通美国国内电话“元数据”，要通过几十万遍布在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华盛顿联邦政府中的数据分析人员的分析，他们构成了美国的巨型“数据情报联合体”。而在数据瀑布中寻找一滴有潜在威胁的“水滴”无异于“大海捞针”。

　　“9·11事件”后，情报外包业务量如火箭般蹿升，收集、分析情报及其他业务的需求和预算大幅膨胀。斯诺登所服务的博思艾伦咨询公司(Booz)以及SAIC、Northrup Grumman等业界巨头都分到了“大蛋糕”，但小公司也群集于此。据研究情报外包的作家蒂姆?肖洛克在其著作《雇用间谍》中透露，美国现在每年情报上大约花费了600亿美元。2007年，70%的情报开支都流向了私人公司。据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报告，2012年有483236名私人承包商员工拥有高级安保许可。相比之下，政府工作人员中拥有高级安保许可的也不过为791200人。另外，还有近582542承包商员工有较低级别的安保许可，而政府工作人员中则有270万人拥有此类许可。可以看出，在能接触机密的人中，承包商及其员工占到相当高的比例。正是如此，出现爱德华?斯诺登这样的泄密者就并不奇怪。